辨析仇英款《清明上河图》

单国强

明.仇英
手卷 绢本设色
尺寸:纵39.5厘米,横798厘米
钤印:仇英之印、十洲
款识: 仇英实父摹宋张择端笔

    现仅从诸多场景的细节描绘上,对两本进行对比。城外段,“春台戏”,有的观众站到戏台木板底下了,怎么看戏?支撑戏棚的前横梁杆画在棚顶下方,没起到支撑作用;“迎娶”,有一位抬轿的袒露左肩,有失体统;“车马行”,前后错开的两辆马车,前车后端与后车前端重叠在一起,后车客人的脚踏在前车尾部货物上,人还不摔下来?“大学士船队”,船首有虎头图案,表明是官船,但前后均无护卫船,也未掛官衔牌,舱门紧闭,不见官员,像货船而不似官船;“卖艺”右边两抗水人的长木,都画到肩、臂外去了,怎么扛得住?一对挑担夫的挑杆也画到食盒提手上面了;城内段,“染坊”晾架上搭的染布,有的没搭在横杆上,快要掉下来了;“造房”,锯木板搭的支架不对,锯条也画在了木板外;商贾大宅内的“待客赏乐”,却掛着“青楼”牌匾,极无道理;“荡秋千”中的秋千太高,上面的女士恐怕下不来。宫苑段,“龙舟”中划船是宫女而非太监,有违礼制,而辛丑本深圳本是宫女划凤舟,太监划龙舟、虎舟;整个宫苑除划舟8位和凭栏2位宫女外,空无一人,而辛丑本深圳本有100多人,活动也丰富多彩。一次,就场景描述而言,辛丑本深圳本符合生活真实,而石渠本有很多是不合情理的。


       对辛丑本深圳本都有可能是真迹的考证,几位专家还从其他角度作了论述。概括而言,主要是三方面:一、款识,卷末自题:“嘉靖壬寅四月既望画始,乙已仲春上浣竟。仇英实父制。”披露此卷画了近三年,是仇英的精心锯构。而凡是仇英尽心绘制的长卷真迹,大多署长款,如《授琴高士图卷》、《苏州图卷》、《瀛洲春晓图卷》、《摹赵松雪沙苑图卷》、《东林图卷》、《上林图卷》、《职贡图卷》等,都是精楷两行题款,故裴伯籤在跋仇英《摹赵千里丹台春晓图卷》中云:“十洲卷子凡两行题名者  是精品”。而大部分立轴、册页或小幅手卷均落穷款。二、传承有绪,卷中有7枚明人鉴藏印记,即陈鎏、华夏、项元汴、张经、施鳯来、薛益、应节,其中华夏、项元汴、张经、施鳯来是著名鉴藏家;清代4家,吴叶光、何绍基、嵩溥、裴景福;民国2家,陈颐元、陈此生。而且吴叶光《辛丑销夏记》和裴景福《壮陶阁书画录》均详细著录了这本手卷,此本可谓流传有绪,脉络清晰。三是作品本身的画风复合仇英艺术特点,从布局、结构、形象、笔墨、赋色等技巧到人物、山水、界画等物象,都达到了高超的水准。故吴叶光在《辛丑销夏记》中下了结论:“然画之工妙则非以十洲之笔,竭千日之工不能临仿若此。图世多赝本,特就市井小人之事,偶举一二,以相比较,其细致易及,其传神不可及也。


       诚然,确凿无疑地认定辛丑本和深圳本仇英《清明上河图卷》都有可能为真迹,还需要更慎密的鉴考,并得到业内的公认。但不可否认,在现知存世的诸多传为仇英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本子中,辛丑本深圳本是最好的,而且各方面都十分相似,那么,它在保持祖本的真实性方面应该是可信的,其价值远远高于其他诸本传为仇英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甚至比辽博收藏的石渠本还有参考价值。故深圳本应视为古代绘画珍品而加以珍藏。